为他人着想,为自己铺路
著名的心理学家卡尔·罗吉斯在他的《如何做人》一书中写道:
“当我尝试去了解别人的时候,我发现这真是太有价值了。我这样说,你或许会觉得奇怪。我们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吗?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在我们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大部分的反应是评估或判断,而不是试着了解这些话,在别人述说某种感觉、态度和信念的时候,我们几乎立刻倾向于判定‘说得不错’或‘真是好笑’、‘这不正常吗’、‘这不合情理’、‘这不正确’、‘这不太好’。我们很少让自己确实地去了解这些话对其他人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就是善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们,过分地相信自我的标准。因为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我们遭遇太多的争论,造成太多心与心的嫌隙。在那些自以为是的争论中,我们竭尽全力地护卫着那些并不全面、并不成熟的观点。对那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不足称道的意见,我们给予太隆重的对待。一场狂风暴雨的唇枪舌剑过后,我们得到的仅是“心乱”,失去的却是“亲密无间”,此外,我们还能得到些什么?在过后的日子里,我们发现那是嫌隙与隔膜。感谢上帝,我们因此又多了一个“敌人”。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有更多的机会锻炼我们那“锐不可当”的口才。
卡耐基极为悲观地说:你赢不了争论。要是输了,当然你就输了;如果赢了,还是输了。在争论中,并不产生胜者,所有不愿敌对的人在争论中都只能充当失败者,无论他(她)愿意与否。因为,十之八九的争论的结果都只会使双方比以前更相信自己绝对正确,或者,即使你感到自己有错误,却也决不会在对手跟前俯首认输。在这里,心服与口服无法达到应有的统一,人的固执性,将双方越拉越远,到争论结束,双方的立场已不再是开始时的并列,一场毫无必要的争论造成了双方可怕的对立。所以,天底下只有一种能在争论中获胜的方式,就是避免争论。
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的:
“如果你老是抬杠、反驳,也许偶尔能获胜,但那是空洞的胜利,因为你永远得不到对方的好感。”
你在争论中可能有理,但要想改变别人的主意,你就错得太徒劳了。从人称自己是万物之灵的那一刻起,其个性似乎就已犯上了同样的毛病,一种自我优越感、自我权威感在内心、在头脑、在全身滋长着,并借着社会心理的奥妙遗传,一代代地继承了下来。当“能够承认自己错误”成为一种难能可贵的、可供称赞的美德时,那一种“优越”与“权威”便在社会上取得了其普遍的地位,并因而在体内确立了其支配地位。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将廉颇的负荆请罪、李世民的善于纳谏千古传颂。“认错”这一简单的行为,在现代人的心中有着何等沉重的分量。我们难道能说这不是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勇气去推翻那心中的“自我权威”,并进而消灭多余的“自我优越”?我们心中有那么一种毁灭的冲动,却冲不破那一层古怪的心理障碍。
在热闹的争论中,我们日益变得孤立。当所有人都不对我们表示好感时,我们终于体会到“人多时候最寂寞”的悲凄。佛祖释迦牟尼来到我们的面前,在一片祥和中,告诫我们:“恨不消恨,端赖爱止。”争强疾辩绝不可能消弭误会。所以,我们不再固执,我们准备抛弃争论,重头做起。
但我们却犹豫了。纽约联合国总部内似乎永不休止的辩论,让我们再一次怀疑自己做出的决定是否正确。佛祖永远不会了解那些辩论对人类的重要性,因为他生活的是另外一个纯爱的世界。作为世人,我们无法对此熟视无睹。我们在迷惑中,习惯性地准备重新拾起争论的大棒。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思考,并进而发现把自己与联合国相提并论时,我们便不禁哑然失笑。个体与集团各自有其很大的特殊性,莽撞的类比,往往是荒谬而毫无意义的。当我们正在探索日常生活中的为人处事时,却一再顾虑联合国这一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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