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华与情怀

尽”才对。

而这也就接触到了文学创作过程中才华与情怀的关系。在创作过程中，才华无疑是重要的。没有对文学艺术的敏感，没有把心中的感受艺术地传达出来的能力，当然创作云云，便无从谈起。然而，在文学创作中，却也是不够的。创作者的情怀也同样重要。什么是才华在此无庸言。而什么是一个文学创作者的情怀呢？我想，这表现为对人间苦难的敏感，对时代的人性的关注，对人应该怎样生活才更合理的探求，对生命意义的执著追问。一个创作者，一个艺术家的情怀，意味着一种终身不息的大痛苦，意味着与某种形而上的问题纠缠不休……才华与情怀是文学创作的两翼，当磅礴的才华与深邃的情怀结合时，大作家、大作品便产生了。

才华更多地具有天赋性质，而情怀更多地取决于时代的精神气候，——而这也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有的时代文学成就特别辉煌，大作家大作品群星般闪耀，而有的时代文学成就就特别黯淡，甚至找不出一个大作家一部大作品。作家的“才华”状况应该是每一个时代都大体相近的，而作家的“情怀状况”则各个时代差异甚大。当一个时代既特别富有才华又特别富有情怀的作家特别多时，这个时代便会在文学史上闪耀着炫目的光彩。例如俄罗斯的十九世纪，便是这样一个在艺术上拥有许多既具有大才华又具有大情怀的创作者的时代，仅仅在文学领域便涌现出了一群世界级的巨匠。而一个时代既具有才华又具有情怀的作家很少时，这个时代的文学便只能堕入无聊一途，便只能咀嚼一点小悲欢，便只能充斥着鸡毛蒜皮的小事，便只能大打“文学喷嚏”、“文学哈欠”，便只能沉泥于对技巧的把玩，——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某种程度上便处于这种状态。许多人都对目前的文学状况不满，而我们在这个时代缺少的不是才华，而是情怀。读当代许多作家的作品，只让人感到他们灵魂的庸常、肤浅和鄙俗，虽然可以感到他们十分注意技巧，极力地在那里精雕细刻。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的那种如海般辽阔深邃的情怀，是什么时候捧读他们的作品都能感受到的。上帝、善恶、正义、人类生存的意义，俄罗斯民族的苦难与希望，堕落与拯救，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始终占据着我们的意识中心，——而他们在纯技巧一类问题上，也许不曾药费过十分之一的心血。要从他们作品里找纯技巧性的缺陷、硬伤，也并不难（有人就这样做过）。而这些缺陷、硬伤，丝毫不影响他们作品的伟大。大作品是不在乎技巧上的几处缺陷、硬伤的，而小作品有一处这样的缺陷、硬伤便完了。在技巧上有缺陷有硬伤的作品，仍然在价值上与那种技巧圆熟的无懈可击但却情怀狭小苍白、少血无肉的作品不可同日而语。在这里也用得着鲁迅这句话：“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不过是苍蝇。”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坛上时常会缺少一些“有缺点的战士”。

时代与时代之间文学成就上的巨大差异，原因在于“情怀”而不在于才华，这一点前人早有注意。宋人戴复古“论诗”诗云：“飘零忧国杜陵老，感寓伤时陈子昴。近日不闻秋鹤泪，乱蝉无数噪残阳。”在这里，戴复古把自己所处的南宋时代与唐代相比，认为正是决定着两个时代文学成就的高下。“飘零忧国”、“感寓伤时”都指的是一种情怀。杜甫、陈子昴之所以成为秋鹤，不仅在于他们的才华，更在于他们的“情怀”。而戴复古所处的南宋时期，虽然不乏才华的人很多，但那个时候的精神气候却不能使诗人再有那种“飘零忧国”、“感寓伤时”的“情怀”了，于是便只能成为残阳中的“乱蝉”。有人用“近日不闻秋鹤泪，乱蝉无数噪残阳。”来形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坛状况，我觉得很贴切。我们这个时代多的是暮蝉、昏鸦、檐雀，而少有鹰隼、秋鹤以及“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

在这里，我把才华与情怀做了截然的区分，似乎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