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的确立只是近三百年来的事情,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人类是依靠种种不同的知识与智慧发展进步的,在中国古代,象张良、诸葛亮、刘伯温等贤能之士代表着最高层次的智慧,他们身上有着充足的理性精神,可并不懂得多少自然科学,他们的那些智慧并非在今天就毫无用处了。甚至可以说,即使将来科学更为发达,仍然需要各种不同类型的智慧来应付人生复杂的纷纭事务。
哲学告诉我们:一切存在必有其存在的理由。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预测术为何能够存在几千年,比很多早已不复存在的事物更具有生机,其存在的充分理由是什么,实在值得许多自以为思想先进的人士深思!
在当今知识界存在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大家都表面上、整体上肯定传统典藉《周易》,将其推崇为中华文化的滥觞。而另一方面,虽然人人都知道《周易》是一部关于占卜的书,却很少有人愿意正视甚至肯定这部书在预测上的实用价值。对本源的占卜讳莫如深,仅仅愿意高雅地谈论自孔子之后才赋予它的哲学内涵,这是一种羞怯于重视根本上的“源”,而只时髦地随波逐“流”的认识。通过长期的预测实践和哲学思考,尤其是将自然科学思维进行比照后,我对易经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但由于无师无派,我的思想显示出彻底的“另类”,无论是从经典自然科学理论还是从传统中华主流文化儒家的观点来看都是如此。
我认为,易经在最根本的两方面体现了其别具一格的文化价值。其一,就正是在人类文化根源的意义上,由其预测功能而表现出的实用性。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远古人类,最初并没有我们现代人的科学思维,面对他们生存环境里的一切未知事物,都是采取与有限得很的已知事物进行分类比较而进行判断,并从这些判断中作出未来行为的抉择。中国土地上的先民中的智者,在对大量类比思维和抉择实例进行统计整理之后,由无数代智者的共同的精神劳动,并以独特的编码记忆这种文化方式,最终在商周时期定型为以阴阳爻六画卦形式的六十四卦卦画系统。
人类的生存发展从来就离不开预测活动,类比思维和从优抉择是人类最基本的理性之一,是其他动物所缺乏的文化活动。易经最本质的方面就是为各种预测活动服务的,抹杀了这一点,就抹杀了易经的根本。当然,人类理性的发展使预测方法不断得到了丰富和改进,这不单纯表现在传统预测方法的种种改进上,(从中国术数发展史上可以看到这种改进轨迹,那些较粗浅、简单而准确率低的预测方法日渐被更精细更完整而准确率更高的预测方法所替代。)更突出地表现在人类科学思维新方法所带来的巨大成就,而不论是牛顿还是爱因斯坦的思维方法,从根本上而言同样都是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预测活动服务的。人不应当瞧不起自己的童年,成年人的一切智慧、知识都是在童年、青少年学习的基础上获取的。现代人也不应因有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先进方法而不去理解在宗教、占卜等先民早期思维活动中体现出的种种智慧。更何况在某些科学无能为力的领域,这些智慧永远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二,商周时期定型的易经八卦的六十四卦卦画系统是一个充满奥妙的符号形式系统。在这一符号形式系统中,竟然有着包容宇宙一切信息的容量。虽然早期先民在实用上运用了这一符号体系的预测功能,但其中包含的对宇宙种种信息的认识功能却不是当时文化状态下的人们所能充分而透彻理解的。大体上可这样说,自孔子之后直至公元二十世纪结束,古与今,中与外,无数学者仁人在不同的层次上对这一符号形式系统所包容的信息在发掘新的认识,然而却至今未能穷尽,将这些认识总揽在一起,就构成了一部《易学》。应当说处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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